杜甫是怎么寫美女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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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唐代的中國封建社會里,杜甫是歷史的證人。他深入人民,愛憎分明。“愿分竹實及螻蟻,盡使鴟梟相怒號”,和魯迅的“橫眉冷對千夫指,俯首甘為孺子牛”一樣,如聞其聲,如見其人。在歷史上,在知識分子當中,確乎沒有第三人。像杜甫,像魯迅,從感情上他們站在了“螻蟻”的一邊,站在了“孺子”的一邊。

本文從杜甫的思想,性格,杜詩中的女性形象出發,勾畫出一個立體的杜甫形象——杜甫是激烈,樂觀,緊扣人民生活的;他塑造的“佳人”形象,也和李白,屈原,陶淵明不同。“絕代有佳人,幽居在空谷。”杜詩的社會意義,在今天仍有極高的研究價值。

廢名(1901-1967),原名馮文炳,湖北黃梅人。他既是一位個性鮮明的作家,也是一位成就突出的學者。除創作了一些風格特異的小說、詩歌、散文之外,他還撰寫有《談新詩》、《杜詩講稿》等著作。以下內容節選自廢名作品《杜甫論》。

杜甫的思想的特點

一般都說杜甫是儒家,其實這樣的提法,很是表面,不能說明什么問題。杜甫的思想,確實有它的特點,杜甫只能說是愛國的詩人,是人民的詩人,他的思想的特點就是他不屬于哪一家。

在身分上杜甫當然不否認“儒”字,他說他“儒冠多誤身”,這同說某人是一個商人或者是一個農民一樣,不等于有諸子百家的儒家的思想。他倒是明確地表示過:“儒術于我何有哉?孔丘盜跖俱塵埃!”這就很像《齊物論》一派人說的話。有《齊物論》思想的人也可以有儒家思想,甚至以儒家思想為主導,陶淵明就是顯明的例證,但杜甫確不是儒家,我們看他說了這樣有風趣的話:“小兒學問止《論語》”。這樣的話連《世說新語》里面都找不出,到了韓愈、朱熹以后簡直沒有人敢說了。

有許多人,如韓愈,是正統的儒家,他反對佛教,他主張“人其人,火其書,廬其居”;如陶淵明,他本來是曠達的,但不肯同和尚有來往,蓮社的和尚請他去,他說要讓他喝酒他就來,來了,“忽攢眉而去”。杜甫不知道同多少和尚來往,他對他們都很有感情,很佩服,杜詩中懷僧、游寺、以及有關佛教道理的詩,或全篇,或幾句,很不少呢。對我們有參考意義的有兩回的詩,一次是他淪陷長安時到大云寺去(這時他在長安等于各處乞食,“諸家憶所歷,一飯跡便掃”,到廟里去可能也是為得找飯吃),寫有《大云寺贊公房四首》,有云:“既未免絆,時來憩奔走。近公如白雪,執熱煩何有?”這說明和尚對遭難的詩人有幫助,杜甫接近和尚并不因為他相信佛教,他的交游廣,他對生活的興趣屬于多方面,卻是的確的。

再一次是廣德元年吐番陷長安代宗一度出走的時候,杜甫在梓州寫了一首《山寺》,敘他同人在一個野寺里游,詩的開首是,“野寺根石壁,諸龕遍崔嵬。前佛不復辨,百身一莓苔。雖有古殿存,世尊亦塵埃。如聞龍象泣,足令信者哀。”這明明是受了時事的影響,因為當時“天子不在咸陽宮,……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”。最后六句很可注意:“窮子失凈處,高人憂禍胎。歲宴風破肉,荒林寒可回。思量入道苦,自哂同嬰孩。”這豈不反映了杜甫有做和尚的思想?他笑他自己同小孩子一樣,怕苦。我們認為杜甫的特點在于他的生活面廣,他的思想的特點是他沒有哪一家的教條,我們不能說他是儒家,正如我們不應該說杜甫信佛。杜甫確有下面的思想:

市人日中集,于利競錐刀。置膏烈火上,哀哀自煎熬。農人望歲稔,相率除蓬蒿。所務谷為本,邪贏無乃勞。舜舉十六相,身尊道何高。秦時任商鞅,法令如牛毛。(《述古三首》第二首)

這種思想是他不同意法家,但也不是儒家思想。(他舉出了“舜”,是他相信有那么的君,不是儒家虛構的道統觀念。)同是這樣的思想,他有時又用起佛教的詞匯了,如《寫懷二首》之一:

夜深坐南軒,明月照我膝。驚風翻河漢,梁棟日已出。

群生各一宿,飛動自儔匹。吾亦驅其兒,營營為私實。

天寒行旅稀,歲暮日月疾。榮名忽中人,世亂如蟣虱。

古者三皇前,滿腹志愿畢。胡為有結繩,陷此膠與漆。

禍首燧人氏,厲階董狐筆。君看燈燭張,轉使飛蛾密。

放神八極外,俯仰俱蕭瑟。終然契真如,得匪金仙術。

杜甫的這個思想是很真實的,也是素樸的,是農民的思想經過詩人用詩的句子寫出來,因而顯得華采些,說到“金仙”上去了。杜甫確乎不是儒家的思想,我們可以說他有一般農民的思想。他“自比稷與契”,在他的詩里就是沒有把自己和孔子的道理一起比較過,是很可注意的事。“稷與契”不過是素樸的農民思想的代表人物,是理想中的賢臣。我們讀他的《晝夢》:

二月饒睡昏昏然,不獨夜短晝分眠,桃花氣暖眼自醉,

春渚日落夢相牽。故鄉門巷荊棘底,中原君臣豺虎邊。

安得務農息戰斗,普天無吏橫索錢。

再讀一首《蠶谷行》:

天下郡國向萬城,無有一城無甲兵。焉得鑄甲作農器,一寸荒田牛得耕。牛盡耕,蠶亦成。不勞烈士淚滂沱,男谷女絲行復歌。

這兩首詩表示了杜甫的理想,他的理想是具體的,素樸的,即男耕女織,沒有貪官污吏。這就是農民的思想。農民總不情愿打仗,杜甫當然要看打什么仗,如在夔州寫的《甘林》,記了他同一個老年農人的談話,“主人長跪問,戎馬何時稀?我衰易悲傷,屈指數賊圍,勸其死王命,慎莫遠奮飛。”這里的“賊”指吐番為寇,杜甫就勸農民不要逃兵役。《蠶谷行》是在湖南寫的,杜甫正逢著湖南有內亂,所以他自己就是“烈士淚滂沱”,替農民說話了。所有杜甫的詩,都是對現實生活表示態度和愿望,是一般老百姓的態度和愿望,儒家則是一種有系統的意識形態的代表,杜甫的思想我們認為歸入不進去。

陶淵明的思想的特點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,而一般還不感到陶淵明是儒家之徒。杜甫的思想的特點是他并不是儒家之徒,而一般認為杜甫是儒家思想的強烈的代表。這是什么原故呢?這恐怕因為陶淵明是學長沮桀溺的,要自己耕田,所謂“遙遙沮溺心,千載乃相關”,而長沮桀溺是和孔子反對的;杜甫在歷史上是“忠君”的代表人物,儒家思想最顯著的一條就是忠君,所以杜甫公認為儒家。陶淵明學習長沮桀溺,但他最佩服的是孔子,他說“汲汲魯中叟,彌縫使其淳,鳳鳥雖不至,禮樂暫得新。”接著他就嘆惜他自己的時代:“終日馳車走,不見所問津!”這是他以長沮桀溺自比,他沒有遇見像孔子那樣的人了。他不以長沮桀溺和孔子為對立面。這是詩人陶淵明的特點,我們且不多說。

人民詩人杜甫,在他的思想里,也不是反對長沮桀溺的,在他生活困難的時候,他也想到自食其力,他會種藥,他懂得藥物,在同谷時他想到“采藥吾將老”。總而言之杜甫沒有隱逸的思想,生活可以有長沮桀溺的生活方式,在他的靈魂深處長沮桀溺的生活方式和“忠君”不是對立的。這就表現杜甫不是儒家,因為孔子之徒對長沮桀溺式的生活是這樣批評的:“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,不可廢也;君臣之義,如之何其廢之!”杜甫的思想里當然沒有這樣的教條,他不認為一定要“仕”。他的生活實踐明明證明他“行歌非隱淪”。杜甫的忠君思想,也正是封建社會里一般老百姓的思想,如《洛陽》所寫:“洛陽昔陷沒,胡馬犯潼關,天子初愁思,都人慘別顏。清笳去宮闕,翠蓋出關山,故老仍流涕,龍髯幸再攀。”這是老百姓喜歡看見皇帝,杜甫自己也正是這樣忠君的。

有時杜甫確實表現了封建思想,如《杜鵑》詩里竟寫著“我見常再拜,重是古帝魂。生子百鳥巢,百鳥不敢嗔,仍為其子,禮若奉至尊。鴻雁及羔羊,有禮太古前,行飛與跪乳,識序如知恩。”這真叫做腐儒。在《牽牛織女》一詩里,腐儒又有極不腐的話:“嗟汝未嫁女,秉心郁忡忡,防身動如律,竭力機杼中。雖無舅姑事,敢昧織作功。明明君臣契,咫尺或未容。義無棄禮法,恩始夫婦恭。大小有佳期,戒之在至公。方圓茍齟齬,丈夫多英雄!”這最后兩句,是說女子和男子地位不是平等的,不能鬧別扭,鬧起來女子是吃虧的,“丈夫多英雄”嘛!詩人多么站在被壓迫者一邊,這正是杜甫思想感情的特點,講到底杜甫不是儒家的面孔。

一種思想意識的代表派別都是有體系的,儒家有儒家的體系,好比陶淵明的思想就反映了儒家的體系。我們已經說過陶淵明推崇孔子“鳳鳥雖不至,禮樂暫得新”,這是陶淵明為儒家的標志。還有,陶淵明在喝酒當中說他“重觴忽忘天。”連忙又解釋:“天豈去此哉?任真無所先。”這樣的自我夸大,在陶詩里不止一次,“嘯傲東軒下,聊復得此生”,空空洞洞地認為自己得著一個東西了,這個東西是絕對的。這種絕對思想,向來是“大儒”的標志。還有,陶淵明重視“樂”,就是宋儒所謂“尋孔顏樂處”的樂,他雖然家貧,他確實是樂,這是讀陶詩的人都能夠認識的。以這三個標志來考察杜甫的思想,杜甫的思想里都沒有。他不把“詩書禮樂”當作教條。杜詩里沒有人生的絕對觀念。杜詩里沒有“孔顏樂處”的樂。所以杜甫不是儒家一派。

儒家當然也口不談仙道。杜甫雖然和李白很有些不同,早年他說他“未就丹砂愧葛洪”,但杜甫并不是否認有葛洪這類人物的,他明明尋訪過這類人物。他的絕筆詩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》里面正是把家事與丹砂并起來談,“家事丹砂訣,無成涕作霖!”他是不是真的相信“葛洪尸定解”呢?難說他相信,也難說他不相信。我們也無須研究他是真相信,還是假相信。

我們必須說明,杜甫有這種思想,是和他帶著家人到處逃難的生活分不開的。我們把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》最后六句都抄出來:“戰血流依舊,軍聲動至今。葛洪尸定解,許靖力難任。家事丹砂訣,無成涕作霖!”這只能是亂離人對身家之憂的反映,自己死了,一具尸身和一家老幼,付托給誰呢?詩人是求湖南親友了。又把同年同在這條路上舟中寫的《詠懷二首》里的話抄來比較一下:“虎狼窺中原,焉得所歷住?葛洪及許靖,避世常此路。賢愚誠等差,自合受馳騖。”這是他在舟中想到如果再往前走就是葛洪和許靖從前走的路了,一個尸解得仙,一個攜帶親族避亂。杜甫這時自己總是病,他的詩真實地反映了他在這個環境當中的思想感情。他帶著一家人長途跋涉的生活當然是不容易的,他有多少次的長途跋涉,當他從同谷入蜀過飛仙閣時,寫有《飛仙閣》,飛仙閣是飛仙的地方,所以杜甫有句云:“歇鞍在地底,始覺所歷高。往來雜坐臥,人馬同疲勞。浮生有定分,饑飽豈可逃。嘆息謂妻子,我何隨汝曹!”這是說他自己也應該作飛仙才好,但妻子為什么緊緊跟著自己呢?這是多么真實的話!一直到死的時候,還是嘆息:“家事丹砂訣,無成涕作霖!”

總括上面的話,把詩人杜甫說成儒家,是不能說明問題的,杜甫的思想的特點在于它真實地反映了生活。

杜甫是怎么寫美女的?

杜甫的性格的特點

對杜甫的性格我們提出四個特點:一是激烈;二是樂觀;三是杜甫有大量的山川草木的詩,但他根本上沒有“卜居”的要求,也不是“一生好作名山游”;四是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的癖性。下面我們分別加以說明。

先說杜甫的激烈。“激烈”這兩個字是杜甫自己曾經用過的,他說:“窮年憂黎元,嘆息腸內熱。取笑同學翁,浩歌彌激烈。”很明白,杜甫的“浩歌彌激烈”必須同他對現實生活聯系起來,必須看出他同“同學翁”的不同。就拿他同李白來說吧,他在最初認識李白的時候就有《贈李白》的詩,“痛飲狂歌空度日,飛揚跋扈為誰雄?”他是欣賞李白,并不是批評李白,李白也是激烈的,“痛飲狂歌”,“飛揚跋扈”,不過杜甫的激烈和李白不同罷了。他的這一首《贈李白》就寫得很激烈,異乎常調,把要說的話都說出來了。杜甫以后懷李白的詩都寫得激烈,我們抄一首:“死別已吞聲,生別常惻惻。江南瘴癘地,逐客無消息。故人入我夢,明我長相憶。恐非平生魂,路遠不可測。魂來楓林青,魂返關山黑。君今在羅網,何以有羽翼?落月滿屋梁,猶疑照顏色。水深波浪闊,無使蛟龍得!”這真是激烈之聲,不平之氣。

杜詩的激烈之處,明代的楊慎表示過不滿,他對“慎莫近前丞相嗔”,“千家今有百家存”,“哀哀寡婦誅求盡”,“但有牙齒存,所悲骨髓干”,都認為是寫得不含蓄的。我們認為“激烈”正是杜甫的價值,同谷七歌,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,為什么一望而知是杜甫的詩呢?別人沒有這樣的激烈的聲音。“莫自使眼枯,收汝淚縱橫,眼枯即見骨,天地終無情!”這是激烈。“夜〔暮〕投石壕村,有吏夜捉人!”這是激烈。為什么要“含蓄”呢?“新松恨不高千尺,惡竹應須斬萬竿!”這一望而知是杜詩,因為它表現了激烈的杜甫。

當他初營成都草堂那年,好像過的是安靜的日子了,但他的心情還是激烈的,我們讀他的《晚晴》:“村晚驚風度,庭幽過雨霑。夕陽薰細草,江色映疏簾。書亂誰能帙,杯干自可添。時聞有余論,未怪老夫潛。”(王符有《潛夫論》)這個“老夫潛”不像晉代的陶潛,倒像我們現代的魯迅。陶潛有時對著人不說話,如《飲酒》詩所說:“觴來為之盡,是諮無不塞。有時不肯言,豈不在伐國?仁者用其心,何嘗失顯默。”他是心中有數,有些話他不肯說,不是不屑于說。杜甫的“潛”乃是激烈,表示了他的“不屑于”,像魯迅在一篇文章里說的“不說”。“何以不說之故,也不說。”然而我們為魯迅這個“不說”的神氣所感染了,感得作者的激烈。

杜甫的“未怪老夫潛”也是一樣。因為杜甫的激烈的性格,杜詩所取的形象常常出乎別人的意外,真真標志著杜詩的美麗。如《瞿塘兩崖》:“三峽傳何處?雙崖壯此門。入天猶石色,穿水忽云根。猱玃須髯古,蛟龍窟宅尊。羲和冬馭近,愁畏日車翻。”這個“日車”的形象該有多么美麗!我們讀著感到這個太陽真有翻車的危險,比起李白的“搥碎黃鶴樓”、“倒卻鸚鵡洲”顯得利害得多,它確實是從杜甫平日的“愁”來的。又如《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》:“斧鉞下青冥,樓船過洞庭。北風隨爽氣,南斗避文星。日月籠中鳥,乾坤水上萍。王孫丈人行,垂老見飄零。”杜甫以太陽為籠中鳥呢,在世界文學史上難得有這個美麗的形象,表現了詩人的靈魂是多么的激烈!在杜詩里絕對沒有“人生如夢”一類的話,“日月籠中鳥”出在他的口中。

其次說杜甫的樂觀。杜詩里動不動就是“憂”字,動不動就是“愁”字。杜甫他確實是“憂端齊終南”,他確實是呼吁自己“春來花鳥莫深愁”。然而杜詩的總的空氣是樂觀,杜甫的總的精神是樂觀。我們誰都相信他的“北極朝廷終不改”的信心,他的信心正是在“花近高樓傷客心”之下表現出來的。樂觀精神是能夠傳給人的,必須在困難之中才表現一個人的樂觀精神。杜詩的樂觀空氣,杜甫的樂觀精神,傳給了千古的讀者。他從同谷入蜀的路上寫的詩,我們可以想像他當時遇到的困難是很不容易克服的,讀了他的詩卻是感到他的天真爛漫,饒有風趣。讀《泥功山》這一首:

朝行青泥上,暮在青泥中。泥濘非一時,版筑勞人功。

不畏道途永,乃將汩沒同。白馬為鐵驪,小兒成老翁。

哀猿透卻墜,死鹿力所窮。寄語北來人,后來莫匆匆。

走在這個路上該不是開玩笑的事吧,不小心你就要“汩其泥”了,杜甫寫得多么有趣!他的小孩子當時也可能像泥菩薩了。杜詩傳給我們的是樂觀空氣。如在成都寫的《百憂集行》:

憶年十五心尚孩,健如黃犢走復來。庭前八月梨棗熟,

一日上樹能千回。即今倏忽已五十,坐臥只多少行立。

強將笑語供主人,悲見生涯百憂集。入門依舊四壁空,

老妻睹我顏色同。癡兒不知父子禮,叫怒索飯啼門東。

這是五十歲的杜甫,其實他還是“心尚孩”。“老妻睹我顏色同”,是說家里的人以為他在外面吃了飯喝了酒回來了,看了他一眼,而“顏色同”,即是同為饑色,寫得饒有風趣。小孩子的形象更妙。讀了這種詩,我們一點也不是愁眉苦臉的,為杜詩的樂觀空氣所感染了。再讀出三峽后寫的《江漢》:

江漢思為客,乾坤一腐儒。片云天共遠,永夜月同孤。

落日心猶壯,秋風病欲蘇。古來存老馬,不必取長途。

“片云天共遠,永夜月同孤”是杜詩的句子,杜甫的形象。“落日心猶壯,秋風病欲蘇”也正是杜詩的句子,杜甫的形象,他向來是“日暮聊為梁甫吟”的。關于“古來存老馬,不必取長途”有不同的解釋,我們認為杜甫是一種幽默的說法,也就并不真是一位腐儒者的口氣,他是說古來存老馬,不必要老馬總在路上走吧。杜甫是有風趣地說他自己的飄流生活。

再說杜甫有大量的山川草木的詩,但他根本上沒有“卜居”的要求,也不是“一生好作名山游”。這關乎詩人性格的特點,必須指出來。人們將問,杜甫一到成都的時候就經營草堂,一開始就寫了《卜居》的詩,怎能說他沒有“卜居”的要求呢?我們把這一首《卜居》的詩抄下來:

浣花溪水水西頭,主人為卜林塘幽。已知出郭少塵事,

更有澄江銷客愁。無數蜻蜓齊上下,一雙尠尠對沉浮。

東行萬里堪乘興,須向山陰入小舟。

我們認為這首詩真正表現了杜甫的性格,他開始寫《卜居》的詩,寫到第六句就想到走了,“東行萬里堪乘興,須向山陰入小舟”,所以他確實沒有卜居的意思。他寫這首詩之前,在一年之內,該走了多少路。他寫這首詩之后,過了幾年,又該走了多少路,一直到死無葬身之地。在中國封建社會里,“卜居”其實就是過地主的生活,像辛棄疾的《西江月》,就是地主家長“以家事付兒曹”,“乃翁依舊管些兒,管竹管山管水。”杜甫在夔州的時候幾乎像“卜居”的樣子,畢竟還是居不下去,走了。他在成都草堂,頭一年還顯得安靜,如仇兆鰲所說,“蓋多年匍匐,至此乃得少休也。”到第二年春天,自己就同自己鬧起來了,我們讀《絕句漫興九首》第一首:

眼見客愁愁不醒,無賴春色到江亭,即遣花開深造次,便教鶯語太叮嚀!

這簡直達到了一種顛狂狀態。在《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》第一首就自道“顛狂”:

江上被花惱不徹,無處告訴只顛狂!走覓南鄰愛酒伴,經旬出飲獨空床。

這是合乎杜甫的思想情況的,他經常有思想矛盾,他怎么會求一個安定的生活呢?所以我們說他沒有“卜居”的要求。同樣,他也不是“一生好作名山游”。他游了名山大川,他寫了大量的山水詩,他絕沒有為寫景而寫景的事情,他是“花近高樓傷客心,萬方多難此登臨”罷了。我們引過他的《次空靈岸》一詩,在這首詩里有“可使營吾居,終焉托長嘯”的話,也有“回帆覬賞延,佳處領其要”的話,好像有“卜居”的要求,好像以游歷為心愿似的,其實不是,實質是杜甫對生活總有新鮮感,對自然世界和對社會現實一樣。所以在這詩里就有兩句:“青春猶無私,白日已偏照。”

再說杜甫的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的癖性。杜甫的這個癖性是很容易看得出的,他在青年的時候寫的《望岳》,出語就驚人,“岱宗夫如何?齊魯青未了!”這決定是杜甫詩集的語言,別人的集子里奪不去了。又如他晚年寫的《登岳陽樓》,“昔聞洞庭水,今上岳陽樓,吳楚東南坼,乾坤日夜浮!……”我們可以想像,這和他早年寫《望岳》是一樣的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的神氣,不是“老去詩篇渾漫與”了。當然,“老去詩篇渾漫與”的情況是有的,但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的癖性是年既老而不衰。

我們必須注意,杜甫所謂“驚人”,和他的“不薄今人愛古人,清詞麗句必為鄰”分不開,所有古代作家當中,要說尊重別人的創作成果,杜甫是第一。前乎他的,他把誰都贊美過;和他同時的,誰都經過他的贊美。他贊美過許多人的畫,他的題畫的詩也都是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,一定要把畫師的真本領寫出來。他贊美民間藝人的歌唱,他的《聽楊氏歌》這樣寫:“佳人絕代歌,獨立發皓齒。滿堂慘不樂,響下清虛里。江城帶素月,況乃清夜起。老夫悲暮年,壯士淚如水。……”這種詩的手法真是“響遏行云”!這表現杜甫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。他贊美公孫大娘(弟子)舞劍器,“觀者如山色沮喪,天地為之久低昂!”這也是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。杜甫的這個癖性,是他懂得藝術之所以為藝術,詩之所以為詩。

杜甫是怎么寫美女的?

杜詩的婦女形象

中國的作家,從屈原起,有一個“思美人”的傾向。《離騷》里“哲王又不寤”的上一句,就是“閨中既以邃遠兮”。所以劉安和司馬遷都說:“《國風》好色而不淫,《小雅》怨誹而不亂,若《離騷》者,可謂兼之。”蕭統批評陶淵明“白璧微瑕,惟在《閑情》一賦”,他沒有了解到陶淵明的這一賦,是有傳統的呢。到了晚唐李商隱,乃是發展到一方面去了,他的“《小雅》怨誹而不亂”的一面就減了色。(其實從李商隱的“君王不得為天子,半為當時賦洛神”的詩看來,他也還是有怨誹的。)

杜甫,他在中國詩人當中,可謂最沒有“思美人”的一面。他有《佳人》一篇,這是我們特別要提出來講一講的。杜甫的“佳人”的形象,和屈原的美人,和陶淵明的美人,都不同。和他同時的李白寫的美人,也不同。杜甫所歌的“絕代有佳人”,她有著唐代封建社會里婦女自己的生活和人格。而且杜甫同情她的社會地位和男子不平等,她被棄。拿李白的詩來說,“笑出花間語,嬌來竹下歌,莫教明月去,留著醉嫦娥”,這已是李商隱式的幻想了,即是詩人自己腦中的女人。現實生活當中的婦女,她們自己不會有“奔月”的思想的。說實話,詩人詩中的婦女,并沒有離開男子的裝飾品的性質。杜甫的“佳人”則不然,她是現實生活當中的一個婦人。我們把這首詩抄下來:

絕代有佳人,幽居在空谷。自云良家子,零落依草木。

關中昔喪亂,兄弟遭殺戮。官高何足論,不得收骨肉。

世情惡衰歇,萬事隨轉燭。夫婿輕薄兒,新人美如玉。

合昏尚知時,鴛鴦不獨宿。但見新人笑,那聞舊人哭?

在山泉水清,出山泉水濁。侍婢賣珠回,牽蘿補茅屋。

摘花不插發,采柏動盈掬。天寒翠袖薄,日暮倚修竹。

杜甫創造這個人物時,有沒有浪漫主義的因素,那是另外一回事,但這個人物的性格是真實的,她所處的環境也是有代表性的。民間文學的婦女,如《孔雀東南飛》的主人公,是現實生活當中的婦女,那是明白的事,杜甫的《佳人》的意義,也還表現了杜詩婦女形象的社會意義,我們必須指出來。

所有杜甫關于婦女的詩,都有反映社會生活的特點,《負薪行》寫的是夔州的勞苦婦女,《又呈吳郎》詩里是“無食無兒一婦人”。《聽楊氏歌》和《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》,詩人筆下都是有獨立人格作為民間藝人的女子。

以“為人性僻耽佳句”的杜甫難道他不能像別的詩人一樣會畫仕女圖嗎?當然不是,他有《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戲為艷曲二首》,我們抄下來:

上客回空騎,佳人滿近船。江清歌扇底,野曠舞衣前。

玉袖凌風并,金壺隱浪偏。競將明媚色,偷眼艷陽天。

白日移歌袖,青霄近笛床。翠眉縈度曲,云鬢儼成行。

立馬千山暮,回舟一水香。使君自有婦,莫學野鴛鴦。

杜甫的這個艷曲,有其特點,像“江清歌扇底,野曠舞衣前”,正是杜詩的名句,但作者在這里是客觀態度,這個客觀態度是杜甫其他詩所沒有的。原因是杜甫對他的艷曲的描寫是受“使君自有婦,莫學野鴛鴦”的思想指導的。當然,杜詩沒有道學氣。所以我們說這個艷曲有其特點。在這里我們想到一個問題,男女自由戀愛,是天經地義,但愛情是不是應該專一?容不容許泛愛眾?我們認為詩人杜甫是個榜樣。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也必有婚姻法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蕭統對陶淵明《閑情賦》的批評,還是應當考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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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 / 鳳凰網

責任編輯 / 楊麗

審核 / 平筠

終審 / 張凱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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